我国已进入金融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关键时期，尤其要明晰2020年我国现代金融改革发展的具体路径。

南方日报记者 梁文祥 摄

      “当前，我国已步入到‘紧迫的跨国域金融布局，艰巨的跨部委金融改革，繁重的促增长金融举措’的关键时期，要完成好这三大关键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陈云贤博士近日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陈云贤表示，在这个关键时期，尤其要进一步明晰2020年我国现代金融改革发展的具体路径，更加关注“一带一路”金融业的现在与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取得实质性更大进展。

建言深化金融改革

可考虑搭建更“广义”的金融组织制度

　　南方日报：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业进入了整顿和创新的再发展过程，我国金融业发展也面临着跨国金融布局、跨部委金融改革等新课题。在您看来，要应对新趋势、解答新课题，有哪些关键节点？

　　陈云贤：我国已进入金融改革发展顶层设计的关键时期，尤其要明晰2020年我国现代金融改革发展的具体路径。建议下一步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尽快完善有关体制机制，比如：进一步明确现代金融体系定位，进一步明确中央地方金融发展监管界定，完善人民币离岸在岸互动机制，规范货币政策金融秩序应对“互联网+”冲击，等等。

　　其中，完善金融改革发展组织架构尤为重要。2013年8月15日国函［2013］91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批准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我认为，它只是一个“狭义”的金融联席会议概念。而现代金融发展，涉及到财政、货币、汇率、监管（框架）、宏观审慎（风控）和国内外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与机制的决策、布局、实施问题，建议择机由一个“广义”的金融组织制度来替代。

谈国家现代金融体系定位

坚持银行体系主导地位加快资本市场发展

　　南方日报：目前银行业资产占我国金融业比重超过90%，而一部分发达国家占比最高的是股市等资本市场，未来要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我国整个金融体系应侧重在哪一方面发展？

　　陈云贤：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明晰我们的“国家现代金融体系定位”。现代金融体系，需要培植发展“四大市场”，即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其功用最终演进成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前两者市场比重大）和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后两者市场比重大）。当今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属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德国、日本等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我国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金融体系类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作一番梳理。从管理架构看，1983年，我国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行使职能，1995年颁布《商业银行法》确定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2003年完成银、证、保分业监管组织模式。从金融资产构成看，2015年中国金融总资产近250万亿，其中银行业总资产占近90%，证券业占约7%，保险业占约3%。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培植“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但又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即银行业和证券业资产规模比重是6∶4的话，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中都至少还有超30%比重的发展空间。我国应有顶层设计，明晰“国家现代金融体系定位取向”。可否这样认为：坚持银行体系的主导地位，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优化连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功用，真正形成一个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导向、服务于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健康、积极、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

谈新金融监管

健全网络金融清算体系加强网络金融法律框架顶层设计

　　南方日报：除了传统金融，当前我国新生互联网金融火热，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既不能打击创新积极性，又要防范金融风险，难度很大，您认为对这类新兴业务应该如何监管？

　　陈云贤：应该说，我国当前分支型网络金融还没有形成对现有金融体系、金融秩序的根本冲击；当前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出现和发展，还未对我国货币发行体系、货币政策、货币监管造成实质性影响。但网络金融业务向综合方向发展趋势、网络社交平台向金融化发展趋势、新网络金融形态挑战金融监管和国家法律趋势，促使我们应在国家层面把网络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议事日程，进行总体规划，统一规范，有序推进。

　　网络金融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又存在自身特有的技术风险、认证风险和监管风险，并可能冲击现行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秩序。因此，国家层面可否加强探讨和研究，健全网络金融清算体系，加强网络金融法律框架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层面、技术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相结合的网络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从而既抢占发展先机，又防范潜在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

谈“一带一路”金融攻略

在自贸区设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

　　南方日报：配合“一带一路”战略，企业要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是关键一环。目前人民币已经成功加入SDR，也对汇率浮动机制等进行了市场化调整，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轨道应该怎样铺？

　　陈云贤：我认为应设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目前我国人民币正处在由周边化走向区域化、国际化，由贸易结算货币走向支付货币、储备货币的迈坎时期，央行的侧重点在加快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但现实问题是，其如何对接境内，从而形成离岸在岸互动、覆盖亚洲、辐射全球、繁荣活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美国于1981年批准美国银行、境内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等，建立了IBFs（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即“国际银行便利”特别账户，开创了一国通过在岸方式设立离岸本币金融市场先河，离岸在岸对接，促使了美国离岸金融迅速发展。日本于1986年在东京建立了JOM（Japan Offshore Market）离岸市场，形成了一套离岸在岸交易体系，促进了日元输出与回流。我国应设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交易中心，既对接和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又最终促成与香港、新加坡、伦敦等离岸市场在清算结算体系、规则标准体系和法律制度体系等方面对接互动，从而形成一个“以我为主、交流合作、监管联动、同步发展”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国际管理中心，并藉此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本土企业国际化和国内银行国际化。

　　南方日报：如果要设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交易结算中心，应该设在哪里？

　　陈云贤：可选择在深圳前海自贸区或上海自贸区设立人民币离岸业务在岸结算交易中心。通过设置特别账户，对接境内境外，互联本币外币，促使各种可流动要素通过金融安排实现无障碍配置，最终形成自贸区内离岸人民币定价体系和价格指数，成为人民币汇率市场的风向标。

谈抢占国际金融制高点

“碳交易”捆绑“人民币结算”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弯道超车”

　　南方日报：下一步我们在推动金融创新、抢占国际金融制高点方面还可有什么作为？

　　陈云贤：我认为应创设碳期货交易所，加快建设我国碳期货交易市场，并使之覆盖亚洲。“碳交易”捆绑“人民币结算”，也将是我国抢占国际金融制高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弯道超车”新路径。

　　《2015中国碳价格调查》发布指出，中国碳排放峰值将出现在2030年。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总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碳交易市场有望赶超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机遇，显然需要一个顶层成熟的体系设计。1997年，全球100多个国家为应对温室效应签订了《京都议定书》。碳配额交易、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碳互换等碳金融体系产生，碳现货、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等碳排放交易品种涌现。世贸组织制定了世界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京都议定书》则制定了世界无形产品贸易体系。

　　欧盟2005年1月碳交易体系（EUETS）正式运行；美国加州2013年1月启动碳交易运行体系；亚洲日本2005年、印度2008年先后着手碳交易。我国如果抢占制高点，加快创设碳期货交易所，在国际货币先后经历了“煤炭——捆绑英镑结算”、“石油——捆绑美元结算”之后，我们以“碳交易——捆绑人民币结算”为载体，制定标准，覆盖亚洲至国际，我国将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弯道超车，脱颖而出。

　　南方日报：我们也留意到广东很早就提出了希望要建设碳期货交易所。

　　陈云贤：对，我们面临着巨大市场机遇。是否可迅速把此布局上升至国家层面，全面提速建立统一的国内碳现货市场，加快创设碳期货交易所，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加快碳市场体系标准化制定，覆盖亚洲至国际，掌握未来碳交易市场制度主导权、话语权和定价权。